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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

墙纸上的爱

疲惫的母亲刚回到家,8岁的儿子就迫不及待地向她讲述了他的小弟弟的所作所为。

“当时我在外面玩,爸爸在接电话,弟弟拿起他的蜡笔,就在墙上乱写一通。妈妈,那可是你刚贴上去不久的新墙纸。我告诉他,你会发疯的,因为你必须得再贴一张新的墙纸上去。”

她叹了一口气,皱起了眉头,问道:“你弟弟现在在哪里?”

“在他房间的衣柜里。”

她放下手上的东西,走向小儿子的房间。

她喊着他的全名。他害怕得全身发抖——他知道即将降临他身上的命运是什么。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她将为他破坏了她省吃俭用才买来的昂贵的墙纸而暴跳如雷。

只听见,她一边走,一边数落着他的“罪行”,与往日对他的关心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她越骂越生气,因为她将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修复工作。最后,她竟然跺起了脚,几乎完全发狂。

她“砰”地推开了小儿子房间的门。然而,当她看到墙上的字时,她心中的怒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睛也不禁湿润了。墙纸上写着:“我爱妈妈!”一颗粉红的心紧紧包围着这四个字。

这张墙纸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小男孩的母亲为它加上了一个大大的相框,因为有了孩子的爱,这张墙纸才变得真正珍贵起来。它也提醒我们,不要总把孩子的调皮行为想歪,有时孩子调皮只是想表达他对你的爱。

人生哲思

山上与山下

一个人爬到山顶,两手叉腰,极目远眺,目空一切;俯身鸟瞰,万物皆小。人在巅峰,最风光,所以最得意。最得意者,最易忘形、疯狂、傲视一切,不知天大还是他大。岂不知,到了山顶,也就意味着下山。人生整个似一步一步上山,然后一步一步下山。可以说上山路就是下山路,向山上走一步就意味着向下山的路逼近一步,缩短一步,人终归还要回到山下。因此,当人处于生命顶峰即在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极度膨胀时,要高度小心。

车上与车下

车上的人往往埋怨车开得太慢,停站太多,讨厌车下的步行者或骑车的人不及时让路;车下的人在站牌等车时,引颈翘首,望眼欲穿,希望每一辆过来的公交车都能在此停下,让他上车;车下的挤到了车上,就立令司机关上车门,并怒目而视那些仍往车上挤的人,盼望这辆车加快速度,在自己到站前不再停。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车下”的人多,“车上”的人少,所以当“车下”的挡路、拦车、挤车或者发怨气、发牢骚时,“车上”的要能理解、能宽容,想当初,自己在车下时不也是心急火燎,忿忿不平吗?

积极活就是爱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法国电影,却对法国电影里总要出现的“爱”感到不耐烦。

以法国女歌手伊迪斯·皮亚芙生平故事为主线的电影《玫瑰人生》里,记者向坐在海滩上的皮亚芙发问:“您对少女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您对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您对孩子们有什么建议吗?”

“爱。”

在法国电影里,爱是最重要的事,电影里的男人女人,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别人要爱,要示爱,要落实爱。

爱是被夸大的信仰,还是词穷之时的自动回复?他们为什么要用爱去解释一切、解决一切?爱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读到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书《爱的多重奏》,这是他在71岁时一次访谈的文字稿。此时的他清澈洞明。对这种“爱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阐述。他所论述的爱,是爱情,但又不仅仅是爱情。人本来是单个的,以单数形式存在。而爱情,却让人从“一”变“两”,在这个过程里,人得打破自己身上的封闭,试着通过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世界。两个人的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但这种形式,却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集体之爱的演习。让“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成为可能。

我曾经爱过你

我曾经爱过你:

爱情,

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

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

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

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百字令微情书

胡慧盈一封名为《百字令》微情书红遍网络,这篇香港中文大学微情书大赛一等奖作品,以其精妙的文笔,工整的排比,呈菱形状的文字排列,引无数网友为之感动流泪,并竞相模仿。据作者介绍,这首微情书的内容源于一个真实的帮事——

惊艳

目流连

再难思迁

踌躇欲向前

只恐天上人间

悲欢喜怒一线牵

循环往复恨此心坚

花开花落转眼已三年

天人合一处垂首对漪涟

思或淡情未移口三缄

燕去燕归沧海桑田

倘注定有分无缘

亦感蒙赐初面

纵此生不见

平安惟愿

若得闲

仍念

“五十而知天命”:走过半生的双胞胎

无论什么年代,总有一部分人以星座、生肖、出生日期来预言一个人的命运,论断他们的性格。北京摄影师高荣国的作品《孪》,拍摄了五十岁以上的同卵双胞胎,以面对面照镜子的方式拍摄,来回应这种文化。

借用孔子的话“五十而知天命”,这些同卵双胞胎,经历了丰富的人生历程,身形反映出种种际遇带来的痕迹,即使这些同卵双胞胎出生在同一时刻,同一家庭,经历了半辈子的人生,也会有着不同的外表与思想。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照见自己。

轻放

走廊里的声控灯,很早以前就坏了。每次走到门口,同租三室一厅的几个人,都会习惯性地叹口气,在黑暗中摸索着将门打开,又重重地关上,似乎想要以此发泄对那一脸晦暗的廊灯的忿恨。楼下的小卖部里,摆设了各种各样的灯泡,而且价格低廉到不过是坐一站公交的价格,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却谁都没有想起,在买泡面的时候,顺手捎带一个灯泡上来。而那盏灯,也就这样沉默着,一日日听我们的跺脚声,砰砰砰地响了又响。

父亲过来看我,走到门口,看见我费力地用手机里微弱的光线照明,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说声“稍等”,便下了楼。不过是几分钟的工夫,他便拿了一个灯泡上来,一声不响地安好。然后,他轻轻一击掌,昔日黯淡无光的走廊,便瞬间有了温暖通透的光亮。我站在门口,看父亲脸上淡然的微笑,便说,你可真是光明使者呢,你一来,这灯就好了。

父亲却扭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其实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光明使者呢,不过是一块五毛钱的灯泡,顺手就捎过来了,何必每次总是叹气世风日下,却始终自己不去动手呢。

我笑,说,可不是人人都像您这样乐于助人,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况且,这还是租来的房子,而这走廊,也属于公共的区域,不只我们这一层,楼上的人也都要从此经过呢。

孤独美

台湾女作家罗兰19岁时曾到一所偏僻乡村小学任教,每天晚上就只有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古庙后殿里。开始她感到一种形单影只的孤独,但渐渐地她爱上了那难得找到的、几乎是属于远古荒凉与寂寞的庙宇里的夜。“当一灯如豆而万籁俱寂的时刻来临,我可以静下心来,做我自己的事,编织我自己的梦想,并且尝试着和古人同在。”以至她后来回到城市仍然非常怀念这段生活。

摊开人生的手掌,同时落满的是阳光和风雪,在这孤独时刻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深刻,使心灵触觉深入生命的内核,审视自己,在距离上作以调整,俯瞰人生,从而获得自信和力量。

礼貌

据说,在康德离开人世前一个星期,他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一个医生来探望他,他不但努力起身相迎,用已经不太清楚的口齿表达对医生抽空前来的感谢,还坚持要医生先坐下,他才坐下。等大家都落座,康德才用尽全身力气,非常吃力地说了一句话,竟然是:“对人的尊重还没有离我而去。”

这一幕让闻者动容,因为它体现的不但是对人的尊重,更是高度的自尊。也正因此,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甚至将礼貌等同于人性。

所以,就算最初造作刻意,到后来也有可能固定下来而成为行为模式,要知道“姿态是可以变为习惯的”。

等到礼貌成为习惯,它便将化入人生,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处处动人。

一个乞丐的诅咒

等红绿灯时,车窗外走过来一个大孩子。以为是发小广告的,冲他摆摆手就不理会了。他却不走,双手捧着张纸牌子,沉默地站在那儿。

纸牌子上贴着他的入学证明、班级照片以及休学证明。

贵州师范专科,因病休学到2009年1月。哦,快开学了,他没有钱上学。

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求助,跟自己说不要相信,便不再看他。

依然不走。绿灯依然没亮。

余光里看到他低垂的眼睑和瑟瑟发抖的手。

是骗人的啊。

万一,不是呢?

不要理会便是。不要再看他。红灯一灭,就能走了。忘记了便是。

可真的万一,他不是骗我的呢?

于是,在绿灯亮起前最后一刻,我打开车窗,给了他两百块钱,跟他说:“站在这里,很危险的。”

他对我鞠躬。我放下手刹,加油,开过路口。

如果他不是骗我的,两百块钱,又能够做什么呢?他是骗我的,两百块,足够称赞演技了吧。

想起好多年前,一样是冬天里看到的另一个男孩。

在麦当劳的门口,伤残的下肢,快要结冰的泪水。

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等朋友,正纠结着要不要把口袋里不多的钱拿一些给他,或者帮他买个热的汉堡和牛奶,却忽然听到他一边哭泣一边骂路人。那些给他零钱或食物的人,他咒骂他们小气,希望他们被车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