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浪花

——写在香港回归之前1949年4月20日，英国的一艘护卫舰“紫石英”号顺长江而上南京，沿途向准备渡江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开炮，解放军奉命还击，重创了“紫石英”号。此后，英国朝野鼎沸，政要们自是万分恼怒，声言要“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紫石英”号舰的舰长也拒绝签署一份文件，不承认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以至于让他的那条船在南京的长江江面上像一条死鱼一样飘荡了101天。那时候，英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当作他们的“后花园”，在他们看来，他们在自己的花园中游荡，是十分正常的事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是一段国人尽知的抗战发端的历史。但对于这段国人尽知的又有着光彩闪烁的历史，却也有被人忽略的不尽如人意的斑点，那就是卢沟桥既非中国的边关海防，亦非长城垛口，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北京以南，全面抗战何以从中国的内地而非国门发端？日本人何以来到了我们家中我们才开始抗战？无论对谜底做怎样的诠释，这毕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另一段真实的历史则是：“九一八”，日本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东三省，东北军40万大军一枪未发地开进了“关”。十七世纪初叶，荷兰人登上海岛台湾。荷兰人得以顺利登上台湾岛凭借的利器，就是他们手中举着的钢枪。我们在八世纪发明的火药被他们用来制成了枪炮之后，再来射杀我们的同胞，令我们一时间灰头土脸。所以，大约是鲁迅先生说的吧，他说：“我们发明了火药却用了来做鞭炮祭月亮，防天狗吃了月亮，外夷们却用了来做成枪炮杀人掠土。”我们该怎样理解先生的悲叹？同样，1840年，另一些外夷们—英国人举着这些枪炮，从南到北敲开了我们一个又一个门户，并且最终把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一处“门户”割了去，我们最悲壮的抵抗也只是以血肉之躯挥舞起大刀和长矛去迎接枪弹。香港—这割去的一处门户一去便去了150余年。1949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一个在今天看来极为合乎逻辑的论点便回答了英国政府当时的所有责难：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上任意航行的。的确，这个论点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顺理成章，但殊不知，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简单明显的道理，中国人已经奋斗了百余年。而要说出这个道理，又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发言人。那时候，撰写上述声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5个月之后，他又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中极力主张直接吞并东三省的石原莞尔在侵华态度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他认为，与张学良东北军为敌和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都不足惧，日本军队都有取胜的把握，但若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那就另当别论了，日本将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所以，他建议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应尽快地坐下来和中国讲和。但他的这种意见被淹没在一片日本“指日可获全胜”的声浪之中，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事实为他的意见做了最终的证明。日本军阀也最终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垮台。清代流传有一个传言说：“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一循环链条似乎在上述的历史浪花上找到了注脚。连最具侵略特性的军国主义也害怕一个民族的觉悟，因为，政权可以覆灭，而民族是不可能灭亡的。当然了，上述清代的那个传言其实只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荒诞，更真实的历史则是：任何一个腐败的政府都只会怕老百姓，腐败的官员们更怕老百姓起来造反。所以，石原莞尔还提出了他的最后一条意见：他担心代表人民利益的进步力量会在抵抗运动中日益发展壮大，并最终推倒现行的制度和政权。1997年7月1日，这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既是香港回归祖国日，又是石原莞尔所担心的那种会发展壮大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石原莞尔担心的没错，共产党不仅在抵抗运动中发展壮大了，且在后来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此刻，一个民族在走过风风雨雨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在迎回一步之遥的“游子”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历史？想一想那些为民族挺直脊梁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想想他们的企待和遗愿？香港就要归来了，但尚有澳门，尚有台湾。只要民族的脊梁还挺着，它们也终将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