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复生

第一章（1946——1970年）受家庭的影响，使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我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姓薛名春、字景兰。今年70周岁。1946年农历三月初二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权村乡、苦水坞村。（父亲名字薛恩瑶母亲名字闫廷秀）我的亲哥哥薛景根是养子，他的亲生父亲姓杨，也只有他一个儿子。由此我家是“薛杨一家”。在解放前，我家十分贫困，我母亲经常对我说：要债的有时在我家住着不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概是1949年，我父亲去北京当了木工，不料1953年，在一次施工中，从三层楼房上摔了下来，当时昏迷，醒过来后，严重脑震荡，需要长时间静静修养。我父亲无论是在北京养病，还是在家养病，国家都是发给百分之百的工资。病情好些以后，本公司领导在北京又给安排好轻松工作，退休后发给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我家比别人家，生活富裕一些。由此，我母亲再三嘱咐我，咱家的幸福生活是毛主席给的，长大后，一定别忘记要报毛主席的恩。我母亲想让小孩睡觉时，就小声唱“东方红”歌曲，作催眠曲，慢慢拍着睡熟。母亲对我的嘱咐，我牢记在心。我哥哥薛景根，从小勤劳勤俭，手巧，干活特别快。思想好，是共产党员。长大以后，生产队里的农具坏了，一般都是他修理好在用。我记得，我在生产队劳动时，所有需用的农具，都给我准备修理的特别好使。他比一般男劳力，干活要快一倍，曾经和他同岁的薛景信哥哥比过割小麦，景信割一趟，我哥割两趟，还是我哥先割完。他游泳特别好，1954年，只有15周岁，为防洪修子牙河大堤时，由于河里水量太大，在王凡长村开了口子，他用自己嘴叼着被子游了4公里。由此，我父母特别疼爱喜欢他。我小时候心很灵，勤劳勤俭。我记得我小时候，所用的白纸都是先用铅笔写，在用钢笔写，然后用毛笔写。我经常拾别人扔掉的铅笔，如果长一些我就继续用。也很爱捡别人丢的东西，我记得我曾捡到17个铜大钱，用绳子串到一起。我妈长说：我9岁时，每天放学后就去捡豆粒和豆颗。大约捡了有5斤。我性格内向，自己愿意做性格开朗，活泼，但很难做到。因为我非常爱哭。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和我叫“米迦”。因为有一课书中说，列宁的弟弟叫“米迦”心灵，就是爱哭。并且我哭不由自主，有时候，本不想哭，可要哭很长时间。我记得我7岁刚上小学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比我大一岁叫“金枝”的女朋友，和我闹着玩，迎着不让我过路，我知道在是和我闹着玩，不能哭，可是我哭了。恐怕让父母知道，自己想止住哭在回家。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没办法回家后，我父亲问我为什么哭，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太好，我想，如果我说了是谁逗我哭的，恐怕找人家家去。由此，怎么问我也不说话。气的我父亲从门里一脚把我踢到门外。由于我爱哭，我妈爱和我经常叫“刘备”。我妈说我是哭音，不让我大声说话。一直到现在养成习惯，在外面碰到人，很少和别人打招呼。我记得，在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村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让我报节目，我自己还编了一个对口词我和我妹妹薛景之两人说，到家以后让我妈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以后，在也不需我上台大声说话，“哭音”太难听。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家家粮食都不够吃，我母亲需要去北京照顾我父亲，大妹妹年龄比较小，哥哥经常出外干活，我就退了学，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由于什么农活我都非常喜欢干，不怕苦，不怕累，由此退学以后，就很少看书、写字。记得我和邻居，薛景普嫂子在1962年约好，拔麦子的活，从开始干到收割完，每一早晨也不旷工，我们两个这么约定的，也都是这样做的。由此，到1963年，大城县招考农行会计，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考试，结果，以前学过的字，都忘记不会写了。当填写籍贯时，连自己上学，学校的名字“臧屯中学”的“臧”字都不会写了。回家后，我心里非常难过，难道这辈子就把文化丢光吗？回忆起我小时候，6周岁时就会打珠算，小六、九，能加能减，没有错过。从上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方面那时候的数学题，都比较容易，再加我从小最爱寻找真理，做文字题时必须符合道理，做式字题全部验算一遍，由此都是100分。我家东邻薛恩义大伯见了我就说，长大了，很好的一个会计。因为在我在上二、三年级的时候，有的大人让我，做一些难的题，什么，秴子、楼63，一百条腿地里钻；鹰、兔49,100条腿地里走，等。我都会做。由此很多大人表扬我，心灵、脑子好。回忆起这些，决心发奋自学成才，认为只有，有文化知识，才能对国家人民贡献大，不白活一生。以后，除利用一些业余时间，看书写字外，每天给和我一起劳动的同伴义务记功。到月底总结到一起。到1964年，村里成立了民兵组织，同时生产队也选举了妇女队长。当时我已经19岁，论文化程度，我比他们都高，可是，我连民兵班长都没选上。自己反复考虑，为什么别人这么看不起我，总找不到答案。1965年，全国开展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我学习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毛主席革命实践活动》（当看到书中，杨开慧牺牲时，毛岸英八岁、毛岸青七岁，最小的三岁，过流浪生活时，不由自主的哭了半天）；毛主席著作乙种本，并能背诵“老三篇”，认真分析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文章的深刻内涵。这些著作给我人生照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毛泽东主席和所有革命先烈，一生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可是我，只是为了自己，就连生产小队如何搞好，如何能够增产都不考虑，还和生产队中的女社员搞小集团闹矛盾。接着又学习了吕玉兰的先进事迹。自己马上痛改前非，主动三次找妇女队长承认错误，商量如何帮助，生产队长，搞好本队生产，多产一些粮食。从此，生产小队，大队都对我特别信任，生产小队让我当了粮食保管员，村里又让我当了民兵文书，妇代会文书，业余教师等职务。村里为发展副业生产，派我去权村公社商店，学习编蓆技术。商店主任，愿意留下我在商店当售货员，可村里又叫我回村当代销员，和大队农业技术员。得到村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我非常高兴。从此懂得了，只有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引航向前进，彻底丢掉“私”字，树立“公”字，把毕生精力献给世界、社会、人民的需要，为国家、集体、人民多做贡献，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才能使自己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为了使自己能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多做一些贡献，在代销点工作期间，我每天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段语录写一遍，作为自己思想行动的座右铭。1968年，我在本村代销店工作时，到我村下乡的知识青年，杨素英姐姐对我帮助很大。打煤油活赃，她每天晚上不怕赃帮助我打煤油，到月底就帮助我清点代销点的货，及时向商店汇报。我和杨素英姐姐在一个生产小队劳动，在小队干活时，担水，拧辘轳最累，她都抢着干。并且还帮助我生产小队从她自己家换来小麦优种，使生产小队小麦能够高产，她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她并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和她一起到我村下乡劳动的崔杏和姐姐，对人和蔼、可亲，也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马恩列斯语录》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启示。苏联改变社会制度告诉我们，以后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继承发展，研究出新的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实践，才有利于担任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宣言》的航线，开辟出人类最幸福的社会制度，使全人类得到幸福和解放。《马恩列斯语录》书中的一些观点，为我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确立好一生的正确奋斗目标，起到了真理性的指导，比如，“看人不要看人的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看人不要看，对自己怎样，要看他的政治行为”。“社会财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等。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话，“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是整个世界”。锁链是什么，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无产者能够丢掉为“私”这个锁链，整个世界，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必须掌握着，克己奉公，完全为了世界、社会、人民的人手里，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宣言中说，“他们将获得是整个世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成为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党，关键就在于，能具备“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从此，我写日记，立志愿，以后要从两方面努力：一、在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学习吕玉兰同志在农村建点，改变农村面貌，使农业增产、增收，来提高当地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根据当前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理论知识，用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需要。为改变农村面貌，中国共产党早日实现自己奋斗的最终目标“全人类得到幸福和解放”，起到一些作用。并且我把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做人思想纲领“为人民服务”五个光辉大字，和“红心向党”四个字，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为永远牢记，就让权村商店会计洪俊营同志给我写好，又让好朋友，张凤兰妹妹，把字綉在枕头上。第二章（1971——1982年）结婚后，尽最大努力帮助丈夫王思友把生产队搞好，多产粮食1970年年底，我出嫁大城县、臧屯乡、苏庄村和王思友结婚，结婚以后，家庭十分贫困，不由自己所想，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村里干工作和写作。除料理好家务活后，编铺垫每天都到夜间11——12点才睡觉，才能把所欠下账还清，维持好家庭生活所需。丈夫王思友是生产队长，只能尽最大努力，帮助丈夫把生产小队搞好，来实现自己能使农业增产增收的志愿。王思友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两个人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他就和我说：做人要做到“无理的不做，有理的不让。老实的不欺负，硬的不怕。要心疼苦命人，多为国家、集体贡献一些力量”。他这么说，也实际是这么做的。由此，在商量事情时，观点多数是一致的。比如有一次，负责为我生产小队在城市联系业务的黄名瑞，看我家生活太困难，就提出，三家单独搞一点副业，一共能赚1000元，每户能分300多元。经我和丈夫商量，都觉得，当干部单独赚钱，会影响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直接关系到生产队产量的高低。由此，黄名瑞就又找到了，大队干部王孟学合伙做的那一项副业。由于丈夫王思友能够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苦活累活干在前头，不占集体丝毫便宜，能能得到本小队干部、社员的拥护，自愿和他紧密配合，团结一起，共同把生产队搞好。我记得那时为生产队付出贡献最多的主要人员有，黄在宏对生产队的副业，产品质量很负责任；王培时老人对生产队的种植、管理、收割最负责任；王孟治对浇地和机器维修很负责任；王青坤，对为生产队在城市联系业务很负责任等。才使本小队小麦产量从1971年到1981年，连续十年在全村都获得第一名，经常替别的生产小队交公粮，大秋产量在全村上中等。使本小队社员生活比以前富裕一些。以后的实践证明，我和丈夫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自邓小平帮助华国锋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就开始为生产小队长补助公分，对搞的比较好的生产队，还发给生产队小队长，一些奖品。我对丈夫说，你这生产队长快当不成了。因为，如果你只是为全队社员受苦受累，社员们会心疼你，能主动帮你把生产队各项工作干好，如果你在生产队中，占便宜，别人会生气，你就会很难领导。果然就是这样，开始只给生产队长补公分，到以后，一个生产小队，三个生产队长、一个会计、一个记功员、一个钱保管员、一个粮食保管员，共计七个人补助公分，这时，生产队里比较累一些的活，谁都不愿意干，生产队长派活，都非常为难。并且大多数人到洼里不积极劳动，躺着玩。由此，到1981年夏季，地里的庄稼全都荒了。生产队长没办法，只能分到户里，实行谁管理，谁受益。我记得，当时我大儿子十岁，大女儿七岁，他们两个就拔出了半亩，满地都是草，草比芝麻苗要高一尺多，从草中寻找苗的芝麻地。以上可以总结出，以后制定党的政策应注重研究，如何启发调动起由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用自己实际行动感化别人，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佩服后，群众才能够主动团结在领导的周围，共同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路子。生产队解散以后，由于自己只能干一些家务，照顾孩子，或下地劳动，不能到村里脚踏实地的干一些工作。总是感到非常苦闷和烦恼，在加上生大儿子时，吃错了中药，心理总是感到心神不安，在代销点工作时，过度受寒，由此身体不健康，总是爱生病。回忆起，在家做闺女时，担任夜校教师四个月，晚上没有在家吃过一顿饭，因为，需要趁大队会计在家吃饭的时间去开条子，然后在叫代销点的人打煤油，打来煤油后，需要擦十几个灯泡，把灯点亮后，学生们正好去上课。如果在家吃了饭，就不能按时上课。由此，下午，在生产队劳动收工后，不等家里熟饭，拿一块饼子，边吃，边去找大队会计，开条打煤油。可是身体一直很健康。在代销点工作时，有时早晨起来，一直忙到晚上11点。因为，那时每村只有一个代销点，卖东西。大部分生活日用品，都是按人口分配，只有拿着代销点发给的本才能买到。我村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无论需要什么货，都是靠我自己用自行车到离我村三公里多地的权村商店去拖，或用千斤车拉货，拉货时，生产小队就派一个人帮我去拉。我干代销点四年多，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是两个人，我和薛慧茹，她结婚后，就剩我一个人，一直就是这样坚持。并且那时，有自行车的户很少，出门办事没有时间，也很不方便，由此每一次去提货，都有很多人找我为他们办事。要去收购站帮别人交铺垫，还要去粮食局、公社、药店。办一些琐碎事情。由此就是中午饭早吃，12点就去，办完事后，都是太阳将要落山才收拾好，经常顶着月亮、星星回家。由此，权村商店批发站的李克军，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莫天黑”。我是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卖货。有时去开会，只能晚上卖，人很多，有时晚上一直忙到11点。住的是小东厢房，照不进太阳，冬天特别冷。可我身体特别健康，五年时间一次药也没吃过。总结出，每个人身体的健康，要靠正确的理想和正确的奋斗目标，使自己永远有奋发向上的动力，爱岗敬业，所取得的成绩能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爱，相互之间建立的真诚友谊，所带来的快乐是自己健康。幸福的根本。因为那时，我所教过的学生见了我，总是那么热情可亲。只要县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全公社二十多个代销员总是异口同声都让我去。和，薛会茹、薛景明两任，妇女主任，即各生产小队的妇女排长、妇女队长，都是那么心投意合，想干什么事清，都是紧密团结一起，努力去干。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杨素英姐姐，每天晚上，帮助我打煤油时，都说：“大掌柜的二掌柜不知掌柜是那一位”感到是那么热情亲切。并且本村全体大队干部对我是那么信任，文化大革命时收上来的银手镯、银耳坠、所有书。实验田的粮食，村里换变压器的铜都让我管。使我能够健康、快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那时，大部分青年、民兵、干部，都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事业有一颗真诚忠心，能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紧密团结一起努力去干。比如：薛慧茹妹妹，我总觉得她比我思想好，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去照顾五保户老人时，总是她抢着端尿盆。她订婚后，定婚礼钱给了40元钱，她自己一分钱也没有花，20元钱献给村里打深机井来满足本村村民生活用水需求；20元钱捐助给最贫困的军抗属。文化大革命时收上来的银手镯、银耳坠等，我们两个都是，一户包好一个包，写上本人的名字，当卖给留各庄收购银制品店里时，按照原来包好的卖，谁首饰的钱原封包到谁的包里，都是义务收，义务卖，一分钱不花，然后把钱在送到原来户主。我总感到和薛景明妹妹思想特别一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只有16岁就在一起工作，那时我们两个对在批斗中受委屈的人，总是从侧面护着，或不去批判。她使我最佩服的就是担任村妇女主任时，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开始村里搞计划工作特别难，她无论自己受多大委屈，多么难，也想一切办法完成工作任务。干妇女主任工作多年，总是把工作任务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放在后面。比如：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热情最爱交朋友的人，他和到我村下乡知识青年也特别好，知识青年临走时，她和我说，愿意和她们一同照张相片，做留念，但又怕耽误工作。我结婚时，想一起去照相，也怕耽误工作。并且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提前组织人为我买了大镜子，写好名字送给我。到我结婚那一天，是三九严寒的腊月二十三，她仍然带领妇女，劳动在旱涝保丰收水利工程的大沟上，没有回家。由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受到本村村民、干部和上级领导的好评，当妇女主任十年转入了正式工作。认真分析当时自己身体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因为苦闷、烦恼、忧虑而造成多灾、多病的主要根源。正如，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路芳朋友，在主持海河夜话一个节目中所说过的一句话“物质贫穷不可怕，最怕的是精神贫穷”。由此，我就决心按照青年时所立的志愿，以后有条件，要栽种一片树，造福后代。并且写一本书，来寻找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共同研究深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根据当前社会形势的实际需要，提出当前由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