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仨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