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黎平

我算是七零后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独生子，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对于国家号召这玩意，有个网友说得好，只要你不去响应它，迟早会有好处的。

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都生了七个八个，平凡如我父母，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之所以生我一个，时也势也。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被打成右派的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没想到去响应老人家的号召，被动地下放了。

不知道是谁喷的，说人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生活水平就越高，你看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地广人稀，富得流油，我就纳闷了，我出生那会，中国人口才不过九亿，真他妈的那个穷啊，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

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当地人姓毛的多，有一回有人切得不好，切饼的人发怒：“嫌老子切得不好，你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切啊。”

其实，家乡土也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水也甜美，地下还能刨出大把煤炭，当时人也不多，但这样好的配备只有一个结果：穷。

纯净的心灵不会沉没

用什么来安抚那些不安的年轻人谁能告诉我怎么活？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青年读者“潘晓”的来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2005年，“开复学生网”收到了它的第1000个问题：“开复老师：就要毕业了，回头看大学生活，我想哭，不是因为离别，而是因为什么都没学到……要说收获的话，就是对什么都没有的忍耐和适应。”2010年，有年轻人在任志强发表“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的言论后，在微博反问：“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想就那么认命！我们向往大都市才会奋斗拼搏，您如果是我，您也会选择大城市吧？！”青年的心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温度计，也是一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那些属于青春期的迷惘、热望与忧郁，与时代的前进、变革与激荡息息相关——每一代人的青春期困惑，构成一个国家的青春期病史；每一代人的青年导师形象之变，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进化史。青年导师形象之变中国青年从来不乏指导者。

文/鲁先圣

一个年轻的女作者发来电子邮件，她向我倾诉自己人生的无奈，希望我能够给她指一条可行的路。她是一位小学美术教师，可是她并不喜欢美术，她感觉这个工作枯燥无味。她已经30多岁，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人，尤其这两年，介绍的人距离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标准越来越远。她爱好文学创作，可是写的文章总是发表不了。自己努力几年写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公开出版，有人告诉她可以自费出版，可是她又没有资金。她说：鲁老师，我怎么办呢？我人生的路充满了矛盾与困惑，领导总是批评我工作不敬业，父母总是怪罪我不实际，文学的追求我自己又感觉没有希望，我的路在哪里啊？

这个女作者的情况很让人同情，也令人可悲。我说，你怎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给她引述了这样几个故事。

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一只秃鹫关进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围栏里。围栏的上面是敞开着的。秃鹫本来以擅长飞行而闻名，可是在围栏里却飞不起来。因为秃鹫习惯于先在地上奔跑三四米，然后才飞起来，当它在围栏里无法奔跑起来的时候，就主动放弃了起飞的尝试，变成了只会在围栏里踱步的母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