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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娴：妹妹恋爱了
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说，她跟比她大一年的哥哥感情一向很好，然而，她最近开始谈恋爱，她哥哥对她的态度却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他对她不瞅不睬，不再关心她。她不明白为什么哥哥会变成这样。他是不是害怕妹妹被别人抢走？难道他想妹妹变成老姑婆吗？
也许每个哥哥都是这样的。妹妹在他心中是纯真、简单和完美的。他害怕她被其他男孩子伤害，也害怕她被其他人抢走。同样，妹妹也会妒忌哥哥的情人，害怕哥哥会被人抢走。
我们总是喜欢依恋别人。年少的时候，我们依恋家人，然后是依恋朋友，长大之后，依恋情人。有人可以依恋，才有安全感。依恋家人的阶段，始终会过去。有一天，哥哥会明白，妹妹已经长大了，她要另外寻找依恋的对象。
哥哥不用害怕妹妹被男孩子伤害。她被男孩子伤害，那又怎样，一个女孩子必须被男孩子伤害一下，必须受一点爱情的苦，为一个男人伤心流泪，肝肠寸断，甚至遇上一个负心的男人，被人欺骗，被人抛弃……这样她才会长大成人，才会变得聪明，才会变得坚强。
哥哥不可能一辈子保护妹妹，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她有自己的眼泪要流。
张小娴：怎见得你爱我？
女人问男人：“怎见得你爱我？怎见得你对我好？”
男人说：“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对你好。”
什么？要等到有事发生才知道你对我好？
那么平时又怎样？类似电影《铁达尼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率有多少，又有多少对男女会经历生关死劫？
也许，女人这一辈子也没机会知道男人有多爱她。男人纵使多么爱一个女人。假使她一辈子也很平安，他就没有机会表达。
每次听到男人说：“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对你好。”这句话时，我总有点遗憾。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有事发生？男人观察一个女人是否可以跟他同甘共苦，也不是等到自己有困难才知道的。
等到有事发生，已经太迟了。男人平时就该对女人好，让她觉得他很爱她，让她觉得幸福。暂且不要说将来，现在对我不好，将来怎样好也是没用的。也许你这一辈子也没机会用身体为我挡住一辆冲过来的汽车。也许你一辈子也没机会用你毕生积蓄把我从绑匪手上赎回来，我更不愿意我遭逢不幸而你不离不弃。
你平时就该对我好。有事发生的时候，你要对我更好。
张小娴：爱，总是有条件的
不要说你无条件地爱一个人，爱，总是有条件的。
你可以什么也不要，但是你要他爱你，这难道不是条件吗？
父母爱子女，也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是他的儿女，如果是别人的儿女，他不会爱他们，不会用生命保护他们。
女孩说：“我的确是无条件地爱他，我甚至不需要他爱我。”是的，即使他不爱她，她还是愿意守候在他身边一辈子，她爱他的才华。如果他没有才华，她还会那样义无反顾地爱他吗？不会了。她的爱，还是有条件的。
女人可以爱一个顶没用的男人，他没才华，没出息。女人说：“这还不算无条件吗？”但她要他承诺永远和她一起，要他承诺改过缺点。要一个男人付出承诺。这不是条件又是什么？
男人说：“我就是爱她这个人。”如果她不是长得不难看，如果她不是那么聪明，不是有他喜欢的性格，他还会爱她吗？她必须符合他的条件才会被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有条件地爱着，也是有条件地爱着别人。不必心灰意冷。既然知道世上没有无条件的爱，你应该努力使自己更具备条件去被爱，同时也该学习忘记一些条件去爱一个人。
季羡林：重返哥廷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
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难道是一个梦吗?我频频问着自己。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毕竟就是事实。我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想到了;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一霎时，影像纷乱，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停，我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季羡林：神奇的丝瓜
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棵扁豆和两棵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
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顾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
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决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
季羡林：赴瑞士
我于1945年10月6日离开哥廷根，乘吉普车奔赴瑞士。
哪里来的车呢?我在这里要追溯一下这一段故事。我在上面几次提到德国的交通已经完全被破坏，想到瑞士去，必须自己找车。我同张维于是又想到“盟军”。此时美国驻军还有一部分留在哥廷根，但是市政管理已经移交给英国。我们就去找所谓军政府，见到英军上尉沃特金斯瑞士使馆以及我的初中同学张天麟通了电话。反正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义无反顾，想反顾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虽无釜可破，无舟可沉，也只能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一战，再没有第二条出路了。我们总算走运，瑞士方面来了通知，放我们入境。我们这一群中国人当然兴高采烈。但是陪我们来的美国少校和给我们开车的法国司机，却无法进入瑞士。我们真觉得十分抱歉，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但又无能为力，只有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一些中国小玩意儿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希望今后能长相思、不相忘。我们自知这也不过是欺人之谈。人生相逢，有时真像是浮萍与流水，稍纵即逝。我们同这一位美国朋友和法国朋友，相聚不过两天，分手时颇有依依难舍之感，他们的面影会常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终于告别了德国，进入了瑞士。
季羡林：记张岱年先生
认识张岱年先生，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三十年代初，我在清华念书，他在那里教书。但是，由于行当不同，因而没有相识的机会。只是不时读到他用“张季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我脑海留下了一个青年有为的学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
时移世变，沧海桑田，再见面时已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了。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来，张先生也因而来到了北大。我们当年是清华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平常没有多少来往。1957年反右，张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有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羡林：别哥廷根
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哥廷根的时候了。
我在这座小城里已经住了整整十年了。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磐，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回忆十年前我初来时，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住上五年，我一定会跳起来的：五年还了得呀！五年是一千八百多天呀！然而现在，不但过了五年，而且是五年的两倍。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了不得。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时说的那样，宛如一场缥缈的春梦，十年就飞去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再住上十年。我不但不会跳起来，而且会愉快地接受下来的。
然而我必须走了。
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
我在上面曾讲到偶然性，我也经常想到偶然性。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